5月1日上午九时二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评尼赫鲁讲话的文章，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宋庆龄、董必武、胡乔木参加。这篇文章的标题后来定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
同日上午十时，和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
5月2日为转发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副组长王绍飞四月十三日关于河北省昌黎县的公社最近工作情况及问题的报告，写信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题为《党内通信》。信中说：“河北省昌黎县的情况和他们所提出来的意见，是有普遍性的，各地各级党委都应注意解决，越快越好。如果你们同意，请将此信及附件发给各级党委，一直到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并批示：“即送刘、邓、震林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发后再送周、陈、林、朱阅。”王绍飞的报告说：目前农村正大搞春耕播种。体制改变后，出勤率提高，但干劲不大。群众生产积极性不高的原因是：（一）公社化以来，开支很大，分给群众的钱很少，群众害怕秋后不按劳分配。（二）上面分配的产量指标，离实际太远，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三）目前粮食比较紧张，不少出卖余粮的地方，一日三餐稀饭，难以支持劳动。(四）管理区的手伸得过长，抓得太死，而基本生产力量是生产队，因而也影响着生产的积极性。
5月3日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稿，作个别文字修改。四日晨一时十五分，同胡乔木、吴冷西、浦寿昌〔1〕谈《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的修改问题。晚八时半至五日晨一时半，又同胡乔木、吴冷西、浦寿昌一起修改这篇文章。五日晚上，再次同胡乔木谈《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的修改问题。这篇文章五月六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5月4日阅关于蒋介石等指示逃緬蒋军在中国边境扩大骚扰，以配合云南、西藏等地的叛乱活动的一则情报〔2〕，晨五时批示黄克诚：“（—）第三件情报应发给云南省委、军区并转有关地区各级党政军直至基层干部，引起警惕，准备应付可能的变乱；（二）指示云南省委、军区立即加强有关地区的工作，派得力人去各地调查情况，研究对策，千万不可马糊大意，轻易相信下面太平无事的书面报告。军委亦应派员去云南布置对策。”这则情报说，逃緬蒋军总指挥柳元麟今年二月中旬奉命赴台湾，蒋介石等亲自接见，指示他设法策应云南、西藏等地匪特暴乱，并答应增加对所部的经费和补给，以巩固和扩充实力。柳元麟返缅后积极部署，拟以云南西盟地区为重点，纠集匪徒发动暴乱。
〔1〕浦寿昌，当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秘书兼英语翻译。〔2〕这则情报是《情报简讯》年第15号中的第3篇。
同日上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商谈会见外宾、工业生产和经济计划等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出席，陈毅、杨尚昆列席。
5月6日中午，和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苏联、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朝鲜、越南和蒙古国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访问的党政、工会、文化、妇女、教育、新闻等三十六个代表团的团长和部分团员，这些国家驻中国的使节也在座。在周恩来、陈毅先后发表谈话后，毛泽东说：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他好呢，还是不怕他好？中国的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编成一本小册子。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尼赫鲁是个什么人呢？他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同右派有区别。整个印度的局势，我估计是好的。那里有四亿人民，尼赫鲁不能不反映四亿人民的意志。现在西藏问题闹出许多鬼，这是好事，让鬼出来，我是十分欢迎的。今天请同志们来，讲一点我们的观点，仅仅供参考。你们来中国访问，来看我们，这是非常好的友谊，非常感谢。还有兄弟国家大使馆的同志们，也感谢你们，好久未见，趁此机会见见。中国人很多，要吃饭穿衣，这是很麻烦的问题。我们获得了相当一点成绩，也有不少缺点。对中国的事情要加以分析。我们的胜利是第一方面，错误、缺点是第二方面，都要分析。我们经验少，才开始学习经济建设。至少还要十年，再看我们的工作也许比现在做得好些。
同日下午，同李先念、谭震林、廖鲁言〔1〕谈养猪和自留地等问题，并要廖鲁言为中央起草一个指示稿。后同胡乔木谈话。
同日晚上，和刘少奇、朱德、贺龙〔2〕等在中南海西楼观看中国优秀乒乓球运动员的表演比赛，并接见乒乓球、游泳、举重、田径等项目的部分优秀运动员。
同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对农业的春播、夏收、夏种工作提出五条要求的指示稿，为指示稿拟题《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批示：“即送刘、周、朱、林、陈、小平阅，请尚昆于明七日用电话发去，另印如前示。”指示稿说：“恢复社员的自留地，仍然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毛泽东在这一句中的“不超过”三字后加上“也不少于”四个字，并在这一句后加写：“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指示稿的末尾，毛泽东加写：“以上五条，请你们立即布置实行。”中共中央指示的五条内容主要是：一、省、地、县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必须在五、六两个月内，以抓农业生产为中心。二、必须加强小麦后期管理，做好麦收的一切准备，保证丰产丰收，颗粒还家。三、扩大春播和夏种的面积。四、迅速扭转养猪头数大量减少的局面，集体喂养和社员私人喂养应该并重，恢复自留地，对私人养猪要在饲料、劳动时间等方面给以必要的安排和照顾。五、在群众中普遍传达、讨论和执行毛泽东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的意见，继续贯彻实行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把群众动员起来，迅速掀起一个春播和夏收夏种的生产高潮。五月七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指示。
〔1〕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年6月撤销）副主任兼农业部部长。年6月又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
〔2〕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年1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
5月7日审阅修改廖鲁言遵照毛泽东指示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给社员分配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稿，拟题为《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批示：“即送刘、邓、周、朱、林阅，尚昆用电话发去，另印如前示。”“昨天同李先念、谭震林、廖鲁言三同志商定的。”毛泽东对指示稿中的一段话作了如下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最近几个月以来，养猪头数大量减少，这对于积肥、猪肉的供应和私人零用钱的取得这样三件大事，都是非常不利。要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必须采取公社各级集体养猪和社员家庭私养并重的方针，两条腿走路。鸡、鸭、鹅也是如此。”又在指示稿的末尾，加写：“此事要快，请你们早作决定，下达执行。”指示说，要社员私养猪、鸡、鹅、鸭，就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自留地的多少，应当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按人口计算，不超过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也可以按猪计算，每头猪拨给一分或者二分饲料地，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自行决定。五月七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指示。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班禅额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詹东?计晋美〔1〕及随行藏族官员，刘少奇、宋庆龄、朱德、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乌兰夫、罗瑞卿、习仲勋、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刘格平〔2〕、汪锋、张经武〔3〕等参加。毛泽东说：现在看来，西藏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平息叛乱。这些叛匪要吃、要穿，到处乱抢老百姓的东西，非常脱离群众。群众就非常拥护人民解放军，拥护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索康、帕拉〔4〕等人发动叛乱，他们把形势估计错了，把我们对西藏的方针、政策也估计错了。我们的方针，你们知道是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是否改革，还可以根据情况决定。决定六年不改革以后，我们从西藏撤走了三万多部队，这样做的目的是团结他们，使他们有所进步。但是，他们却利用这一形势，组织一些从西康〔5〕跑来的叛乱分子在山南等地发动叛乱。他们发动叛乱的目的，第一步是想赶走人民解放军，把我们吓走。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和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这次平息在拉萨发生的叛乱，只用了十个连，两天两夜就把叛乱平息了。在山南，只用了四个团。现在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增加两个半师，一个师在山南，一个师在昌都，半个师维护青藏路的交通。打完仗以后，要组织同原藏军根本不同的人民自卫武装。有了人民自卫武装，就不需要驻这样多的军队了，免得印度政府害怕。毛泽东说：你们对西藏的改革问题，有什么意见？西藏是不是需要改革？改革的具体政策需要商谈，而且需要确定下来。我看西藏可以分成左、中、右、叛四种人。所谓“右”，指的是那些并未拿起枪参加叛乱，也没有跑到印度，但是态度很顽固，反对我们、反对改革的人。对这四种人，在政策上应当有所不同。你们站在爱国、进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丧失你们的庄园以后没有饭吃。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对你们要同对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成都等全国所有大城市的资本家一样，同对荣毅仁〔6〕一样，我们对他们采取的是稳固地团结的政策。中间派，是动动摇摇的。还有右派，没有同我们打，只要不同我们打，就还留有余地，你们就要对他们做工作。你们对中间派、右派做工作，比我们话好。脱离人民是不好过日子的，站在人民方面是不会吃亏的。现在，你们都是国家干部、人民代表，还分别是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政协常委，在西藏你们还有职务和工作。只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讲民主，一定有你们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过去一样，这一点由中央来保证。过去同米赛〔7〕关系不好的，要改好一点，像刘文辉〔8〕，工人、农民就不斗他了。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汉族地区和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走了这两步。你们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对宗教寺庙，过去人民政府就是保护的。宗教寺庙如何改革，我想你们应该考虑一个办法。达赖，现在一个可能是回来，一个可能是不回来。最近印度报纸放出来的空气是他要回来。但是，达赖的两个声明〔9〕，完全是反对中央，反对祖国大家庭，要求西藏独立的。这样，回来的路，达赖就自己堵塞了。据我看，达赖的声明是索康、帕拉等人的作品，同时得到印度某些人的同意。达赖如果赞成这两个声明，就不能回来，要回来就要改变态度，站在反对这两个声明的立场，拥护中央。我们是留有余地的，还选举他做人大副委员长，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的位子也给他留着。留有余地，我们的态度就很主动。其他的叛国分子，他们也可以回来，但是要改变态度。回来也不能再当噶伦〔10〕，要不然和你们就没有区别了。赤江〔11〕等人是犯了罪的，是叛乱的领导分子。我们不准备采取杀的办法，保留他们的生命，慢慢地改变他们的脑筋。但办事是不能让他们再办下去了，因为他们是叛国分子。你们要同阿旺嘉措、喜饶嘉措、黄正清〔12〕等很好地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的，把西藏的事情搞好。西藏要发展，人口、文化、经济和政治都要发展。西藏工委和军区的全部工作经费，完全由中央负责，不从西藏地方财政收入中开支。西藏无力举办的事，中央还可以帮助。西藏还是要收税的，谿卡、宗、基恰〔13〕和自治区政府的经费要由人民来维持。藏族人民是聪明、勤劳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之后，西藏可能很快发展。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你们是国家干部，不要只管西藏的事，也要关心北京、天津、上海、成都、西安、兰州的事，关心全国的事。你们在中央有职务，经常工作在西藏，以后可以经常来北京，来一次不要久住，几个礼拜就行了。交通方便可以多往来。
〔1〕詹东?计晋美，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主任委员、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常委和办公厅主任。
〔2〕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一办公室(年6月撤销）主任、公安部部长。年6月、9月又先后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习仲勋，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沈钧儒，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黄炎培，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主任委员。陈叔通，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刘格平，当时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民族学院院长。
〔3〕张经武，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至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I年10月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4〕索康，即索康?旺清格勒，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帕拉，即帕拉?土登为登，达赖喇嘛的副官长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他们是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的其中两个策动者。
〔5〕西康，省名，年撤销。所辖金沙江以东地区划归四川省，原所辖昌都地区年划归西藏。
〔6〕荣毅仁，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副市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兼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央常委兼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
〔7〕米赛，藏语，指农民。
〔8〕刘文辉，曾任国民党政府西康省主席。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林业部部长。
〔9〕指以达赖名义在印度发表的两个声明，主要内容都是鼓吹西藏独立。〔10〕噶伦，原西藏地方政府司伦之下的行政官职。
〔11〕赤江，即赤江?罗桑益西，达赖喇嘛的副经师。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的策动者之一。
〔12〕阿旺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喜饶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青海省副省长、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黄正清，又名洛桑泽旺.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副省长兼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
〔13〕谿卡，一般的相当于宗以下的农村基层行政组织，少数的相当于宗一级的行政组织。宗，相当于县一级的行政组织。基恰，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一级地方行政官职，主管所属各宗事务，辖区相当于辖若干县的专区。
5月8日审阅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广东省委、河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和农村工作情况报告的指示稿，批示：“即送刘、邓阅，尚昆办。”指示说：农业生产指标必须实事求是：经过一切努力能够达到的，必须力争达到；经过一切努力还达不到的，就应当修改，不要硬性往下派。春荒尚有一个多月至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基本上过去，决不要再忽视，还应当十分警惕可能发生夏荒。五月十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指示和转发的报告。
同日致信周恩来、陈毅：“看此件〔1〕（见反面），知道松村谦三到了北京，不知是否即自由民主党反对派领袖之松村谦三，如是，值得注意和他切实谈一下，以求争取这一派。不知你们已知他来此目的、表现、要求和政治态度如何，或者你们还不知道。如有材料，请你们给我一份为盼。”
5月9日为转发中共湖北省委五月三日关于麻城县发动群众开展算账兑现运动情况报告，起草中央发至县委的批语：“此件很好，请你们仿照办理为盼！”将报告题目改为《麻城县开展算账运动，干部过三关的情况》，并批示：“即送刘、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报告说：麻城县万人大会以后，以生产队为单位，放手发动群众，进一步整顿、巩固人民公社。边算账，边兑现，边整边改，同时安排生产安排生活。干部作风开始转变，即过好三关。第一关是在生活上和群众打成一片，在生产上和群众共同劳动；第二关是真正退还多分多占的东西，取得群众的谅解；第三关是打人骂人者，要当众检讨，登门道歉。
5月10日致信周世钊：“东园兄：上次谈话未畅，历史唯物论观点〔2〕讲得不透，可以再来一谈否？如愿意来，企予望之，不胜欢迎之至！祝好！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上午九时倚枕书。尚未睡觉，心血来潮，写此数语。”十六日，晚十一时二十分至次日晨零时三十五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周世钊谈话。
〔1〕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年5月4日编印的《工作情况简报》第9期。简报的第2页上说，广播电台在“五一”以前拟出了“五一”前后约请来中国访问的外宾发表广播讲话的计划。计划中有：“请日本自由民主党顾问松村谦三在离京前夕发表十分钟左右的广播讲话，谈访华观感和对打开中日关系僵局的看法。”
〔2〕周彦瑜、吴美潮编著的《毛泽东与周世钊》一书中说：根据周世钊长子周思永回忆，这封信中的“历史唯物论观点”系指为曹操翻案问题。毛泽东认为应该为曹操翻案，这是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的，周世钊不同意为曹操翻案。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狄克曼、第一副主席马特恩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1〕、沈钧儒、彭真、陈叔通、徐冰、张苏〔2〕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现在开始解决西藏问题。有人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久不解决西藏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党过去很少与藏族接触，我们有意地把西藏的社会改革推迟。过去我们和达赖喇嘛达成的口头协议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后再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过早了条件不成熟，这也和西藏的农奴制有关。现在条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他们的武装叛乱为我们提供了现在就在西藏进行改革的理由。我们要争取多数人，使他们赞成改革。我们在西藏的农村和城市中建立了党组织。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劳，和人民解放军一起同叛乱分子斗争，很快就能组织起来。我们已培养了近万名藏族干部。在西藏，马列主义者和劳动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台湾问题暂时不能解决，问题是美国霸占着。去年我们打金门是内战问题。杜勒斯〔3〕的方针是叫我们和蒋介石都不打。我们说，你们管不着，这是我们中国的地方，我们打不打是我们的事，你们不要多管。我们和你们美国只在一点上有关系，就是要求你们从台湾撤军。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在日内瓦、华沙同美国谈判。美国要签订一个声明，要蒋介石不打我们，要我们也不打蒋介石。我们说不行，金、马、台、澎问题是我们的内政，你们管不着，唯一的问题就是请你们搬家。看来我们和美国还得谈下去。它不赞成我们，我们也不赞成它，谈多久我们不知道。已经谈了三年半，恐怕还会谈十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谈判。我们打金、马是为了帮助蒋介石，因为美国想把金、马让给我们，自己占据台湾。我们放弃金、马，都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困难，我们就打金、马，美国就可以让蒋介石继续做总统。美国有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为台湾问题而想出来的。去年我们也采取边缘政策。我们打金、马和蒋介石的增援船只，蒋介石就请美国帮助。美国人来了，但只在十二海里以外。我们光打蒋介石的船，不打美国船。美国船升起国旗，叫我们不要打它。美国一炮也没有打我们，我们也没有打它。所以大家都在战争边缘上。美国是强国，霸占的地区太宽，它的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动不了啦，一个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难办了。
〔1〕李济深，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
〔2〕张苏，坐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法案委员会主任委员。
〔3〕杜勒斯，年1月至年4月任美国国务卿。
5月11日上午，同胡乔木、吴冷西、浦寿昌谈话。
同日为转发中共湖北孝感地委关于贯彻毛泽东对农业六个问题指示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并批示：“即送刘、邓阅，请尚昆用电报发去，发到省、市、区党委一级。”孝感地委的报告说：接到省委传达的主席指示后，各县把文件都印发到了小队。全地区参加听报告和参加讨论的约有一百五十万人。具体反映是：（一）认为说真话才有真干劲，说假话害死人。（二）生产小队干部对主席关于能包多少就包多少的指示都举双手赞成。（三）许多人认为，密植权下放，又多了一个自主权。（四）群众普遍欢迎多种，许多生产队主动扩大了种植面积。（五）关于节约粮食问题，群众反映这是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此外，还有一些小队干部和社员有顾虑，主要是怕领导干部不执行主席的指示。
同日为中共中央起草批语，将山东省委五月八日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的规定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并批示：“即送刘、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山东省委这个文件规定：自留地由社员个人使用经营，长期不动；自留地标准，按人口计算，不超过人均占地的百分之五；社员不能因经营自留地影响集体劳动。
5月13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卡博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邓小平、王稼祥、伍修权〔1〕在座。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国家间有党的关系，有政府间的关系，《莫斯科宣言》把我们联系起来。我们只相信真理。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我都没有见过，相信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有真理。
5月14日审阅修改周恩来五月十三日报送的外交部对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四月二十六日谈话〔2〕的答复（三稿）后，批示：“加了一段，是否妥当，请加考虑，或者会谈一下。”嘱咐机要秘书派专人于当天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陈毅传阅，准备晚上谈一下。毛泽东加写的一段文字是：“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3〕，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你们看吧，‘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中国俗语），今后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中国的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究竟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你们终究会明白。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我们在本文前面几段所说的那些话〔4〕，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线，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两国之间的分歧。但是那些话所指的范围，不过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即属于西藏一个地方我们两国之间的一时分歧而已。印度朋友们，你们的心意如何呢？你们会同意我们的这种想法吗？关于中国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国的东方，而不能也没有必要放在中国的西南方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曾经和前任印度驻中国大使尼赫鲁先生谈过多次，尼赫鲁大使很能明白和欣赏这一点。不知道前任印度大使将这些话转达给印度当局没有？朋友们，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请你们考虑一下吧。请让我借这个机会，问候印度领袖尼赫鲁先生。”
〔1〕伍修权，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2〕杜德年4月26日交给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的谈话稿中说：达赖喇嘛随带少数人员已在3月31日进入印度境内，印度政府巳经为他的居住作了必要的安排；尼赫鲁在穆索里会见了达赖，同他作了长谈，并在议会中宣布，达赖在印度会得到受尊敬的待遇。这一谈话稿还对印度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印友谊的言行进行辩解，并把中印两国关系中业已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的责任推到中国面。
〔3〕年9月，在美国策动下，由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八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年条约生效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总部设在泰国首都曼谷。年6月，该组织解散。
〔4〕这几段话的主要内容是：杜德先生把中印关系最近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这是中国政府完全不能同意的；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在那里平定叛乱，进行民主改革，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别的国家没有任何权利以任何名义、方式进行干涉;西藏叛乱发生前后，印度出现大量诽谤中国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和行动，不论用“言论自由”或其他什么“自由”来辩解，其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和破坏中印友谊的性质是无法改变的；印度政府的负责人公开怀疑中国正式公布的文件，指责中国政府，以及隆重欢迎达赖喇嘛等言行，不管主观意图是什么，客观上都无疑地起了鼓励西藏叛乱分子的作用。
5月15日中午十二时，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十六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和代表，周恩来、陈毅、胡耀邦、张奚若〔1〕在座。首先由周恩来向客人们介绍西藏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中国和印度的关系问题。随后，毛泽东说：你们来我们国家访问，是看得起我们，是一种友谊。中国和印度吵架不过是一件小事。我们这两个国家的友好关系有一千多年了，难道因为这么一个小指头大的小事情就把两国的友谊闹翻了吗？不会的，绝对不会的。中国人民的敌人在哪一个方向，在西南方的印度吗？不是。我们的一切防御阵地在东方，从鸭绿江到海南岛，一万八千多公里的海岸线。美国在许多国家设置军事基地和在台湾设置军事基地的目的都是对着我们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主要矛头也是向着我们的。和印度吵架，是因为西藏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印度政府想把西藏拿到手里，形式上中国所有，实际上它在那里办事。就是这么一种情形，所以架就必吵。现在我们选达赖当副委员长，因为他有三封信。这三封信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骗我们的，我们不管，我们从表面价值接受下来，所以我们选举了他。现在我们希望他回来。他在印度发表的叛国声明，是别人给他搞的，是一个印度外交官给他起草的，也是这个人下面的人在提斯浦尔散发的。这个外交官的英文程度很高，会写英语文体式的文章，所以他用第三人称。现在他很不高兴，他说如果知道中国人喜欢用第一人称，他就用第一人称来写这个声明了。印度政府是否认的，说不是印度外交官写的，是达赖的顾问们写的。但是现在我们还怀疑，还要看一看，看以后达赖的表现如何。
〔1〕胡耀邦，当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张奚若，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
同日下午一时，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智利政界人士，周恩来、陈毅、胡耀邦、张奚若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友好的。我看到从拉丁美洲、非洲来的朋友就高兴，我们比有一些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还要友好。整个拉丁美洲二十个国家，见了这些国家的人，我就高兴，我感到平等。还有非洲人也是一样。黑非洲的人皮肤颜色同我们的不一样，是漆黑的，但我见到他们，仔细看他们，觉得他们很美，黑得出油，我们见到他们是兄弟一样。当客人谈到他们当中有教哲学的大学教授时，毛泽东说：我也喜欢哲学，但我是学哲学的学生。四十年前，当小学教员。我七八岁时，相信过神。以后我相信康德的唯心论、无政府主义、孔夫子，什么东西都相信过。我崇拜过华盛顿、拿破仑、加里波第，看他们的传记。我相信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因为中国当时的情况实在太惨无人道，三座大山压在我们头上。我小学教师当不成了，就走上了共产党这条路。
同日下午二时，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会议，研究外交部对杜德谈话的答复稿，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张闻天、胡乔木、张奚若、浦寿昌出席。下午六时，毛泽东批示：“总理、陈毅同志：请考虑将印外交部四月二十六日来文，我外交部五月十六日去文，发各驻外使馆，国内各省、市、区党委（西藏工委在内），另印发在京各同志如前示，使他们了解中央对中印关系的方针。另叫潘大使〔1〕找高士〔2〕同志阅读这两个文件一二遍，或径找给之。另召集兄弟国家大使在一处，向他们宣读、讲解一遍这两个文件。是否可行，请酌处。”“另叫陈家康〔3〕找尼赫鲁〔4〕大使向他宣读二文件，可缓三几天。”中国外交部对杜德谈话的答复，于五月十六日正式发出。
5月17日上午十时四十分，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程潜〔5〕、章士钊、李烛尘、金岳霖、王季范〔6〕谈话，并共进午餐。
〔1〕指潘自力，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
〔2〕高士，当时任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3〕陈家康，当时任中国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大使兼驻也门共和国公使。
〔4〕这里的“尼赫鲁”，指代印度。
〔5〕程潜，原国民党军将领。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6〕李烛尘，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轻工业部部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金岳霖，哲学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兼逻辑研究组组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王季范，毛泽东的表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教师。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
同日为转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五月十四日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指示给各盟委、市委、旗县委的通知，起草中央批语：“这个文件有参考价值，发给各省、市、区党委阅读。”并批送刘少奇、邓小平阅，杨尚昆办。通知说：自治区党委讨论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六个问题的党内通信和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后，认为完全符合内蒙古地区的情况，各地必须坚决执行。具体规定如下：一、要尽量扩大农田播种面积，尤其是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提高总产量。二、包产必须实事求是，把指标订立在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基础上。三、要宣传集体养猪和家庭养猪并重的方针，鼓励社员户户养猪。
5月21日阅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五月十九日编印的《简报》第四十一期登载的《目前市场的一些情况》，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阅，请书记处召集北京市委，对市场供应问题，讨论一次，如何？”这个材料反映了北京市场供应比较紧张的情况。二十三日，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讨论北京市场供应问题。
5月22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莫拉夫斯基率领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邓小平、王稼祥、伍修权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对于经济建设还没有经验。像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以前没有搞过。当然，不是一点经验都没有，还是有一些经验，但是我还要说经验是不足的。这主要是指对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我们还不太懂。对于经济建设，经济规律，对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如何具体化，过去我们没有得到经验。认真地讲，是从去年起我们才抓了这件事情。许多事情，我们还正在试验。许多事，苏联办过的，兄弟国家也办过了，我们是学习他们的，但是别人的经验毕竟是别人的，自己用还要重新学。尽管我们大家在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枝叶方面，民族特点不完全相同。我们中央和地方的负责同志过去都是干革命的，并不是工程技术人员出身，例如我就不是，是教小学的，干经济工作还要重新学习。现在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还是基本上不正确，这要实践才能证明。可以肯定，要犯一些错误，完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设想的。问题在于有错误要发现得快一些，纠正得快一些。如果实践证明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就很满意了。我们是靠集中领导同群众路线的结合。但做起来，有一些部分并没有办到。全国大约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地方，强调集中领导，不强调群众路线，有命令主义的现象，这样的干部占了百分之二十五，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大跃进，有些问题是去年提出来的，不仅外国人有怀疑，有些中国人也有怀疑，我自己也有怀疑，要看一下。我们管理经济工作的，有许多级。实际办事的，只有在工厂里的同志们，其他人没有实际去做，是在纸面上工作。这个问题很大。十年之后，这个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想想看，要让这些实际办过工厂的同志们，到政治局来当委员，到政府里去作部长，这该需要多少年的时间啊。我想哪一个党都是一样，这个问题带国际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一个大问题。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靠人力，靠手工，生产效率很低，特别是在农村。要机械化，工业也好，农业也好，要有一个过程。假如在十年之内，能基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很好了。我们说用二十年的时间，包括解放后的十年在内，才能解决。这只是我们的设想，也许不行，那就再加五年，二十五年，基本上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是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才开始创造这方面的经验的。有了苏联的几十年的经验，我们想我们应该时间缩短一些，事情多办一些。我们在想，可不可以快一点。这一点恐怕可以作结论了，是可以快一点的。时间缩短，产量增加，可以多快好省。当然，慢一点也可以。多快好省要得到确实证明，还要有时间，不是今年和明年两年就能出结论的，至少还有八年，总起来说，要十年时间。我们的报上，有些吹牛吹得太大，你们不要相信。我们还是办老实事，吹牛，不能算数，要亲眼看见，才能算数。我们的口号提出来以后，有许多好的新气象，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浮夸的现象，想人非非，想到天上去了。不切实际，胡思乱想，这是不好的方面。但是总起来说，提出这个口号还是好处比较多的，比不提这个口号要好。比过去所设想的，还是更加切合实际些。办事要认真，不是吹一口气吹出来的。我们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指出不切实际的、夸大的作风后果是不好的。再过十年时间，中国党，中国人民，大概可以在经济建设上得出点经验来。我国还是很落后的，问题也很多，我们有一个六亿多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可不是件小事。
同日阅李先念五月三日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上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用中央名义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照办。”对报告中的“四川提出工农商并举，我认为有一定道理”这句话，毛泽东批注：“工农商并举，提得很好，一定要这样做。贬低商业，商不挂帅，工农两业是不会发展的。”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粮食调运问题；农村夏季粮食分配问题；夏季粮食收购问题；粮食销售问题；粮食库存问题；通过公社搞好购销问题；粮食出口问题。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李先念的报告。
同日晚上，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开会。
5月23日阅李富春五月二十二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和他转报的国家计委委员范慕韩等五月十六日给计委党组并李富春的信。范慕韩等的信中说：我们到江苏各地了解钢的生产情况后，感到江苏省钢铁工业的生产和建设完成得不够好，最根本的问题是基本建设铺得太大、太多，未能集中有限的力量一个一个地上，因而六个新建钢铁厂现在都还是“半拉子”，不能开始生产。现在江苏省委对这六个钢铁厂的建设已经重新作了布置。这种情况并不是江苏省独有的，看来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各省钢铁厂的建设安排，真正做到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这是保证完成今年钢产量的有效措施。李富春的信中说，我认为江苏省委决心对钢铁工厂的建设采取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合理布点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建议冶金部帮助其他有类似情况的省市也采取这一措施。毛泽东批示：“少奇、小平同志阅，请小平与陈云、王鹤寿两同志商量，用中央名义将江苏办法，通知各省、市、区仿照办理。”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将李富春的信和范慕韩等的信转发各省市区党委。
5月24日下午，和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前来辞行的班禅额尔德尼进行交谈，李维汉〔1〕、汪锋、张经武、谭冠三〔2〕参加。
同日晚上，同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3〕、廖鲁言谈话。
5月27日同林克谈话。毛泽东说：我们应当培养专栏作家和政治编辑，政治编辑应当知识比较广博和通晓大局，应该有中国的李普曼和赖斯顿〔4〕。
〔1〕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
〔2〕谭冠三，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兼青年妇汝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理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政治委员。
〔3〕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七办公室主任。
〔4〕李普曼，美国专栏作家、政论家。赖斯顿，美国《纽约时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专栏作家。
5月28日送一本范晔著《后汉书》给林克，让他研究历史。毛泽东让林克读党锢传、曹操传、郭嘉传、荀彧传、荀攸传、程昱传、贾诩传、刘晔传、夏侯渊传、田畴传、董卓传。毛泽东说，西汉高、文、景、武、昭〔1〕较有意思，东汉只有光武〔2〕可以读。
5月30日阅赵尔陆〔3〕五月二十六日关于重工业生产建设方面几个问题的意见给邓小平并报毛泽东的报告，写批语：“此件好，有相当的说服力，是一个工业界有了改进的文件，可以一读。凡是使人看不懂，看了之后觉得头痛，没有逻辑（内部联系），没有论证，因而没有说服力的文件，以后千万不要拿出来。例如今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报告（二月六日修改发出的那个今年计划的文件）〔4〕，是一个坏透了的文件，没有内部联系，没有合理论证，已经证明毫无用处。写这样文件的同志，根本不用脑筋，对于事物根本不懂，是个计划经济的外行，所谓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国民经济法则，一窍不通，今后应当认真改正。多想多读，多谋善断。谋之于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谋之于秘书、部长助理、副部长、司局长，谋之于省地县社直至生产小队长，谋之于反对派即不同意见的同志，这一点很要紧。就是说，认真地做调查研究工作。这类不会做工作的同志，在全国可能有半数以上。特别坏的，可能有百分之二十三十。这是一个大教育工作，期以十年，可能相当做好我们国民经济。我写这些，言重了一些，但是我认为必须说，应当说。我必须在这种时候，不怕得罪一大批同志，否则事情不好办。我不向同志们封锁我的意见，同志们对我封锁，我是大不高兴的，过去的封锁，必须改正。”六月十七日，又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六月十五日印发给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的赵尔陆报告上，批示：“此件写得很好。除已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外，加发中央各经济部门党组和各省、市、区党委。”“刘、彭真阅后，尚昆办理。”报告讲了重工业建设中的三个问题：一、关于加强计划的综合平衡工作问题。当前国民经济出现的一些脱节、失调现象，主要原因是计划指标高了。从工业方面讲，首先是钢铁指标定局了。钢铁指标一局，各方面都跟着高上去，基建盘子要得也就大了，准备数量要得也就多了，于是要的原料、材料也随着多了，运输能力也就显得不够了，等等。近代工业生产是一个大协作，各工业部门都是彼此依赖、互相制约的；各个工业内部，也是环环衔接，互相扣得很紧。因此，计划的制订必须有细致的综合平衡过程。在安排生产时，根据国家需要，保证重点是必要的，但孤立地保证重点，重点也突不上去。二、工业产品数量、品种和质量的统一性问题。从当前重工业部门生产来看，这三者之间有畸轻畸重和脱节的现象，一般是重视数量而忽视品种和质量。当前是否可以这样提，即争取在一定数量基础上，要求即或少些，也要全些，也要好些。三、关于制造和修配问题。目前，设备的维修和维修所需配件的生产供应已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过去制造和修配之间有脱节现象，必须加以弥补。
〔1〕指《汉书》中的高帝纪、文帝纪、景帝纪、武帝纪、昭帝纪。
〔2〕指《后汉书》中的光武帝纪。
〔3〕赵尔陆，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4〕指中共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年1月25日提出、2月6日修改发出的关于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几个重要问题的说明。
5月31日阅中共河南淮滨县委、县人委关于安徽修筑临淮岗拦河水库不按批准的标准施工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河南省淮滨县位于淮河中游，地势低洼，解放前洪水为患，解放后水患解除，群众歌颂为第二次解放。安徽这次于临淮岗修筑拦河水库，不按毛主席曾经批示过的标准施工，抬高蓄洪位，缩小泄洪闸孔，扩大中上游淹没区，使淮滨县蒙受重大损失，群众极为忧虑。报告要求严格按照毛主席批准的标准施工，并由中央主持河南、安徽两省协商解决。毛泽东批示：“少奇、小平同志阅后，送交水利部党组书记李葆华同志：请水利部考虑派一位副部长级、有政治头脑、又有技术经验的党员同志，携此文件去济南先找谭震林同志（谭现在在济南），同他商量一下，因为这件事是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时由谭与曾希圣、吴芝圃三同志会商决定的。然后去合肥，与曾希圣同志商量一下，然后去临淮岗现地加以调查，看情况究竟是否确如淮滨县同志们所说那样，如果有必要召开会议的话，就召集两省水利厅局级或副省长级各一人，淮滨县、临淮县〔1〕、临淮岗水利工程局各来一二人，开会妥为解决。”
5月审阅修改邓小平五月七日送审的《中央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草案）》。草案中的一段话是：对于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西藏地方政府拥有的耕地必须分给农民所有，其债务、乌拉〔2〕和差役应予废除。对于贵族的封建占有制也要一律废除，但在做法上应根据他们的政治情况，加以区别对待。凡是参加叛乱的分子，他们拥有的耕地、房屋、牲畜、粮食和农具一律没收，分给农民，其债务、乌拉和差役一律废除。毛泽东对这一段话批注：“右派应与叛匪有所区别。叛匪中被胁从者在其回家时，应分给土地、牲畜、工具。领主、二神主、管家、旧政府官吏回家务农者，均分给一份土地和相应的牲畜、工具。”
〔1〕据查，安徽省没有临淮县。临淮岗水库当时建在安徽省颍上县境内。这里的“临淮县”，似应为颍上县。
〔2〕乌拉，藏语，指西藏民主改革前农奴为官府或农奴主所服的劳役，主要是耕种和运输，还有种种杂役、杂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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