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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国王与美国总统的那些事
第六章：费萨尔治下的伊斯兰教扩张与国内改革
在广大穆斯林看来，费萨尔国王是继阿卜杜瓦哈比之后最为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之一。
他由阿卜杜瓦哈比的直系后裔-谢赫家族抚养长大，虽然自少年时起就频繁代表沙特阿拉伯王国出访欧美等地，对于外部世界有着远高于同龄人的阅历，但这从未动摇其宗教信仰。在成为国王后，费萨尔更是利用伊斯兰教作为强化沙特外交地位的有力工具，并在纳赛尔所倡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国家联盟之外，打造了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区域组织。
借此，他推动带有沙特属性的伊斯兰教价值观大规模地向全球各地的穆斯林社区输出。
▲费萨尔（左）、纳赛尔（右），来猜猜中间两人是谁？
年5月，费萨尔一手倡议创立了非政府组织“穆斯林世界联盟（MuslimWorldLeague）”，专门倡导宣扬伊斯兰教及其价值观，并逐步将其发展成在全球范围内支持兴建清真寺和宗教学校的跨国组织，重点输出“瓦哈比主义”思想。
但费萨尔并不满足于此，而是想要参照联合国的模式，打造一个覆盖所有伊斯兰国家的国际组织。受到与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间的“阿拉伯冷战”和“北也门内战”等间接和直接冲突影响，开罗方面拉拢民族主义力量执政的阿拉伯国家联合抵制，导致费萨尔的这一想法迟迟未能如愿。
执拗的费萨尔并未轻言放弃，而是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亲自穿梭出访有关国家，推销他的“泛伊斯兰主义（pan-Islamist）”思想。在年12月对德黑兰的访问期间，他成功赢得了来自伊朗巴列维王朝统治者的支持。随后，费萨尔又在年内马不停蹄地先后出访摩洛哥、约旦、巴基斯坦、土耳其、苏丹、几内亚、马里、突尼斯等国，赢得了这些国家领导人的背书。
费萨尔（左，着白色长袍者）与侯赛因（右，着白色头巾者）
在也门问题上的并肩作战经历，极大地缓和了阿拉伯世界两大王族-沙特家族和哈希姆家族-之间的敌意，费萨尔和侯赛因两位国王更因此成为了密友。这无疑有助于推动泛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发展。年，沙特与约旦两国签署了新的边界条约，进一步拓宽了后者由亚喀巴湾进入红海地区的通道。
对于沙特领导的泛伊斯兰主义运动而言，爆发于年6月的“第三次中东战争”成为了关键的历史转折点。在仅仅六天的战斗里，埃及被以色列彻底击败并丢掉了在西奈半岛的领土，约旦和叙利亚则分别失去了对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地的控制权。苏伊士运河亦被迫关闭。这场惨败是纳赛尔难以承受之痛。这是由于这场惨败，埃及方面主动示好，促成了随后举行的阿拉伯联盟峰会上，纳赛尔与费萨尔之间的握手言和。埃及承诺从也门撤军，沙特则应允向埃及和约旦提供可观的经济援助。至此，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阿拉伯冷战”宣告落幕。
萨勒曼（右）与阿拉法特（左二）
年12月，费萨尔下令设立名为“支持巴勒斯坦烈士、家庭和圣战者人民委员会（PopularCommitteeforAidingMartyrs,FamiliesandMujahedininPalestine）”。这是一个专职募集资金支持巴勒斯坦人抗击以色列的组织。在选择该组织的负责人时，费萨尔将目光投向了担任利雅得省长的同父异母兄弟萨勒曼（SalmanbinAbdulazizal-Saud），后者一直担任该职务至今。
“支持巴勒斯坦烈士、家庭和圣战者人民委员会”不仅从沙特民间筹资基金，也接受来自官方机构的捐款，其在年伊始时的预算仅为万美元，至年已增至万美元。当年黎巴嫩战争爆发之时，该组织的预算总额已达到4万美元。成立该组织的特别意义在于，这是沙特阿拉伯王国首次在乌来玛等宗教势力的支持下，积极地为海外政治活动和圣战行动筹集资金。
现已成为沙特国王的萨勒曼在这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仅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还在后来于上世纪80年代爆发的阿富汗战争中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受到担任该组织负责人这段经历的影响，时至今日，萨勒曼本人都十分重视巴勒斯坦问题，亲自关心向巴勒斯坦人提供资金等各类支持。在年的第二次“起义（Intifada）”后，萨勒曼领导下的该组织积极地为被以色列人屠杀的巴勒斯坦烈士家属筹措生活费，他本人向在冲突中身亡的巴勒斯坦少年穆罕默德·杜拉（Muhammadal-Durrah）家属一次性捐助10万美元，后者在冲突中身亡的过程恰巧被记者捕捉下来并成为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标志。
“伊斯兰合作组织”
年9月，首届伊斯兰国家领导人峰会终于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揭幕，会上正式宣告成立“伊斯兰合作组织（OrganizationofIslamicCooperation,OIC）”，总部设在沙特。该组织继而成为有一个宣传输出伊斯兰教思想的重要组织。在年2月于巴基斯坦拉合尔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第二次峰会上，“伊斯兰团结基金（IslamicSolidarityFund,ISF）”问世，并成为在全世界防卫内资助兴建清真寺和宗教学校的重要机制安排。
伊法媞·阿尔绥纳彦
在沙特国内，费萨尔同样积极推动宗教教育的发展，并同时建立起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年时的沙特仅拥有间学校，就读学生总数不足四万人，且全部为男性。至年，沙特国内中小学数量已达到所，就读学生总数逾70万人，女性学生占比较为显著。同时，多家大学相继落成并对外招生。所有这些学校安排的教学内容中都包含了关于伊斯兰教的有关知识。即便如此，费萨尔在征得宗教界对女性接受教育一事的认同时仍然克服了巨大的阻力和挑战。他的妻子，即王后伊法媞·阿尔绥纳彦（Iffatal-Thunayan），是支持女性接受教育的坚定倡导者，费萨尔夫妇为沙特国民率先垂范，将自己的女儿送入当地学校就读。
伊法媞是费萨尔的第二位妻子，于年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她所在的绥纳彦家族（al-Thunayan）是沙特家族的一个分支，当年第一沙特王国灭亡后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者带往伊斯坦布尔。年，费萨尔在出访土耳其期间与伊法媞相识，并将后者带回吉达成婚。两人育有九名子女，其中最为出名的两位是沙特前外交大臣沙特·费萨尔（SaudbinFaisal）与沙特前情报总局局长图尔基·费萨尔（TurkibinFaisal）。伊法媞被视作是费萨尔时期多项改革政策的幕后推动者，特别是在保护妇女权益和提升妇女地位方面。
费萨尔的首任妻子是苏尔塔娜·宾特·艾哈迈德·阿尔苏黛里（SultanabintAhmedal-Sudairi）。两人成婚极早，当两人长子降生时，费萨尔年仅15岁。苏尔塔娜是哈萨·宾特·艾哈迈德·阿尔苏黛里（HassabintAhmedal-Sudairi）的妹妹，后者则嫁给了开国国王伊本·沙特，是后来著名的“苏黛里七雄”的母亲。
回到沙特国内改革的话题，师资短缺是沙特政府普及国民教育的最大困境，鲜有有资质的沙特国民能够胜任大中小学教师的职务。为此，费萨尔希望从国民收教育水平较高的埃及获得帮助，特别是后者国内的穆斯林兄弟会势力。当时的穆斯林兄弟会被埃及领导人纳赛尔视作是对其统治的巨大威胁，因此将担任公职的百余名组织成员解雇。利雅得方面借此良机伸出橄榄枝，邀请这些失业的埃及知识分子们前往沙特担任教职。很自然地，这些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教职人员给沙特国内带去了与“瓦哈比主义”有显著差别的对伊斯兰教的理解，但这并未招致沙特本土的“瓦哈比教派”宗教人士的排斥。这段历史在沙特一位情报官员看来，“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穆斯林兄弟会建立了沙特和完善了沙特国内的各类机制体系，尤其是在教育领域”，这要感谢费萨尔。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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